尽管时代改变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硬骨雄姿，但开国将军们的鲜活面容依然飞扬在我们眼前。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极致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他们并不是“高大全”的脸谱式人物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我应安徽电视台之约，再次到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策源地之一大别山采访。短短五六天的踏访，使我萌动了回望开国将军们的愿望。战争是军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作为一名军人，却未能参加战争，这是我30余年军旅生涯的最大遗憾；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有幸采访200余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又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大收获。
我采访的第一位开国将军就是许世友，时间是1982年4月。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随着一阵下楼梯的“咚咚”脚步声，面孔黝黑、身材壮实、脚蹬布鞋的许世友将军旋风般地出现在我面前。
未容我寒暄，将军便用有力的大手把我拉到他身边坐下：“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些什么啊？”许世友回答我的问题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三言两语就完了，然后又问：“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呀？”幸好我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才得以顺利进行。据将军的秘书告诉我，这次采访是近年来许世友将军会客时间最长的一次。
和许世友将军完全不同，陈士榘将军接受我采访时则是另一番风景。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在华东战场“出了大风头”的将军，虽然已年逾八十，仍风头不减，头戴黑色花缎圆形帽，身穿红色对襟大褂，显得高贵典雅。陈士榘将军已多年不接受记者采访，他当时看了我写的那份采访提纲后很惊讶，说：“这位小同志还可以和他聊一聊。”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两个半天。
当张爱萍将军拄着拐杖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被誉为“军中才子”“马上诗人”的将军，这位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将军，就像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当我向将军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时，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居中。这种平民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剑眉上扬、双目清澈的萧克将军，与我交谈数言便让我由衷而起敬意：他沙声细语、谦和有度、学识广博，百战之身却不失儒雅风采，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采访完毕，萧克将军亲自化笔研墨，书“求实”两个大字赠予笔者。
在对开国将军的采访中，有许多情景都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却又是那么的真实：被官兵们称为“王疯子”的二野名将王近山将军，竟然是白面书生模样的英俊人物；敢于抗上的张爱萍将军，一点架子也没有；工人阶级出身，被称为猛将的王震将军，与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上了知心朋友；木匠出身的刘震将军，晚年接受我采访时，每次都要换一套新款外套，就像一位海外归来的老华侨；塔山阻击战的纵队参谋长李福泽，在战场上吃的零食是上海产的奶糖，因为他父亲是青岛啤酒厂的股东。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一位位开国将军，并不是“高大全”的脸谱式人物，他们既是有情有义的大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真实的人物传奇远比想象丰富得多
当我敲开那一扇扇曾经喧闹而今沉寂的将军府大门，我不得不惊讶于他们人生经历的艰难奇特，在这种奇特经历面前，任何想象力都变得苍白无力。我意识到我有责任把这些写出来告诉世人。
1943年夏某日，毛泽东于延安作报告，陈赓将军忽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将军不语，取毛泽东搪瓷杯“咕咚咕咚”喝之。而后，擦嘴，敬礼，报告：“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在场干部哄堂大笑，毛泽东亦微笑。
某日，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至某岛植树，见团长、政委未带植树工具而指手划脚，便问：“什么出身？”俱答：“贫下中农。”问：“种过田没有？”答：“种过。”问：“放过牛没有？”答：“放过。”又问“牛走路时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团长、政委汗颜。
王建安将军凡下连队视察，每餐必要锅巴，花甲之年依然如故。若锅巴中有沙粒，必呼司务长带扁担、箩筐来：“将这块大石头给我抬走！”将军言，锅巴中有无沙粒，反映了洗米干不干净；洗米干不干净，反映了炊事班工作认不认真；炊事班工作认不认真，反映了司务长责任心强不强。司务长责任心强，连队伙食必然好，相当于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王近山将军慈眉善目、面如敷粉、举止斯文，乍见如“白面书生”，然其性格暴烈，初识者皆莫能解。淮海战役中某日，将军午睡，数只麻雀于梁上啾啾，将军怒，卧床上举手枪射之。卫兵惊闻枪响，急至，见满屋羽毛飞扬，一雀仆地而亡，将军则在床上安然入睡，鼾声如雷。
以上这些珍闻轶事，都是我采访开国将军及亲历者所获得的一手素材，点点滴滴，原汁原味，有闻必录。其实，真实的人物传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关键是能不能捕捉到人物的细节，并把它传神地表达出来。这是我在1978年担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后，在主业之外意想不到的重要收获。
与开国将军面对面采访，令我感到最为震撼的是，他们当中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两个以上。
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人的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生生将弹头片撬出。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人的子弹由前面进，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时不清楚，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是被敌人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昏死过去约数小时。
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块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卫生部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写开国将军，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
我所采访的这批开国将军大多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战将，他们是有血性、有个性、有锋芒的一群人。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他们的泥土味、火药味、血性和锋芒，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有着人性共有的特点和弱点。他们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非常人能及，在历经肉体和精神的苦难之后，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当中，他们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92年，当我写完聂凤智将军的初稿时，传来了将军去世的消息，以至于我的文章发表时成了将军的悼文。我采访聂凤智将军时，获悉将军已患癌症，但他微笑着接受采访，谈笑风生如故。将军临终前还一直想着部队建设，想着打仗。聂将军的夫人何鸣说，有一次，聂将军突然挣扎着要起床出去，怎么拦都拦不住。他急匆匆地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敌人在几个重点地区都放了炸弹，不知小平同志知道了没有？”
1993年3月12日，王震将军病逝于广州军区总医院。当日深夜，我驱车至广州军区总医院，走秘密通道，在地下停尸间向王震将军遗体告别，并行三鞠躬礼。我看到，除了腹部刚缝合的刀痕外，将军全身上下左叉右杠，弹洞刀疤竟有五六处之多。王震将军临终前写下的最后遗墨是：“向党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军致敬！”
1993年秋，我到北京出差不慎骨折——股骨断裂，左手臂粉碎性骨折。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胡奇才将军竟出现在我的病床前，八十高龄的老将军慈祥地望着我，他夫人王志远双手端了一罐汤送到我跟前。老人摸摸我受伤部位的手指头和脚趾头，对我说：“动一动。”我动了一下，他高兴地说：“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我受了六次伤，医生检查时也这么问，指头能动，就好办。”此后，胡奇才将军每星期都要送一罐汤来，或猪蹄汤，或鲫鱼汤，或红枣汤，有时他有事，就叫他夫人和孩子送来。后来，我和胡奇才将军的书信联系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
可以说，我与这些将军的思想交流已经远远超出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界限，我同他们中许多人都成了忘年之交。
面对着这些重量级的老将，我越来越感到机遇难得，时不我待。写开国将军，不仅仅是为某个个人立传，实际上也是在写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战争史。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国将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因此，他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最权威、最真实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