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娃参军入了党

　　“我1932年春天出生，全家9口人，爷爷奶奶、父母和5个孩子，都是农民，受地主压迫和剥削，生活艰苦，真是不堪回首。”孔祥国16岁时，解放军部队路过家乡，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加入了革命队伍。从此，他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那时，不少官兵参军前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有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孔祥国上过小学，有点文化基础。有一次，他在笔记本上抄写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边抄写、一边诵读，被一位指导工作的师政委发现，受到表扬，并被要求在学习会议上交流心得体会。

　　在首长的关心和爱护下，孔祥国逐渐在部队小有名气，成为远近部队学习的小标兵。在完成正常战备训练的同时，孔祥国在部队办起了文化学习班，见缝插针地组织官兵学习。几年下来，不仅培养了一批学习尖子，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成为部队的骨干力量。

　　1950年9月，18岁的孔祥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上级推荐进入军校培养，成为一名军官。

　　执行接管任务

　　“我入伍后给团长当警卫员，后来就是团长带着我去接收‘中美合作所’的。”孔祥国的团长当时30多岁，是名老红军。“蒋团长是四川广元人，大名蒋开印，13岁就跟父亲和哥哥一起当了红军，父兄后来死在外乡。”蒋团长曾13次负伤，屡建战功。

　　“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时，咱们只打了几炮，国民党就跑了。胜利的消息接连传来，重庆民众欢欣鼓舞，大部队进城时，百姓们夹道欢迎，高兴地放起了鞭炮，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回忆当年场景，孔祥国依旧热血沸腾。

　　第二天，上级派蒋团长和孔祥国两人去接收“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在重庆城西南老磁器口，远离市中心五六十里。当时国民党正规军已逃走，留下大概200名地方自卫队看守。接到任务后，孔祥国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

　　“那么大个重庆市，而且是刚解放，情况又复杂，就怕接管期间有人放黑枪。”担心归担心，孔祥国还是跟着蒋团长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出了城。之后，他们直奔西南，顺着山沟公路一直开到歌乐山下。

　　“我和团长爬上一段很高的石台阶，才到‘中美合作’所办公室，屋里没有一个人。那些驻守的杂牌军不知躲在哪。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都拔出枪，把子弹顶上膛。接下来，再搜查枪支弹药，挨屋贴上封条。”

　　1949年国民党溃逃之际，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等革命人士，并在11月27日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这些革命志士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

　　走进距离中美合作所几公里处的渣滓洞，孔祥国至今不能忘怀看到的惨烈场景：“国民党把关押在这里的人杀害后，堆在一个像大仓库一样的房子里，浇上汽油烧。大房子烧得只剩残架子，废墟里遗体成堆。山坡上都是荒草，丢满了破桌凳、烂军毯、衣服，见不到一点生机。”

　　朝渣滓洞相反方向，车再开四五里是白公馆。“白公馆后面有个大坑，坑里都是遗体。遗体上还戴着脚镣手铐，血肉模糊，蒙着一层尘土，分不清模样和衣服颜色。身经百战的蒋团长牙咬得铁紧，握枪的手骨节咔咔作响。我当时根本看不下去，只感觉心怦怦直跳。”

　　接管的第三天，上级派几名同志前来寻找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查找工作由他们单独进行，听说很困难，一直到第五天才在知情人指点下找到。”孔祥国回忆。

　　“咱们不能忘记他们”

　　孔祥国说，刚解放的那几年，他经常梦见回到战场。战争的残酷和惨烈仍让他心有余悸，昔日许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战场上。他说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活下来看到祖国越来越富强。

　　1955年，蒋团长在重庆南温泉疗养院住院，那是孔祥国与团长最后一次见面。“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老团长，没想到前两年女婿从网上查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与团长此生再也无法相见了。”说到这里，孔祥国眼眶微红，声音颤抖。

　　1963年，孔祥国服从组织安排，从野战部队转隶到地方人武部工作。“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安排。”孔祥国经历了多次工作岗位变动，克服了老伴工作调动，两个女儿转学等生活困难，他从不给组织讲条件、提要求。

　　15岁的大女儿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场参加劳动，孔祥国鼓励她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离开农场后，她选择到部队历练成长。

　　“在党和军队的培养下，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军医大学，成为军队卫生系统的骨干，延续着我的军旅情结。”孔祥国说。

　　孔祥国和老伴打算有机会再去一次重庆，再看一眼歌乐山麓曾经接管过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和渣滓洞。

　　“为人民牺牲的战士还在那里，咱们不能忘记他们，一定要把革命英雄不屈的战斗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